黄旦教授与我院师生探讨中国传播研究的未来 ——由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

发布时间：2017-11-30    浏览量：    分享到：   

本网讯（通讯员：夏雪）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传播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近些年学科建立、专业点增加、学术讨论频繁，学术讨论和成果发表进展明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目前传播研究还面临哪些问题？需要解决什么难题？11月23日，黄旦教授为我院师生作讲座，阐述他对中国传播研究未来的看法。

关于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，黄旦教授以“基础渐厚，蓄势待发八个字”作形容。他指出，虽然近些年研究效果显著，但是在他看来，在思维框架上仍然有问题需要解决，即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。

作为社会学中的一个流派，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系统是一个先在的独立于个体的客观存在，社会中所发生的任何变化，都可以并必须从系统或社会自身中找原因，因为人的行动，都是社会角色期待或者需要驱使之下的。黄旦教授曾在《二十世纪中国新闻理论的研究模式》一文中提出，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以机构为对象，以功能主义为取向。黄教授说：“功能主义的影响还是深深渗透在我们的研究和表述中，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。”不仅如此，功能主义在运用中，有着越来越简化的取向，主要表现在存在与意识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、社会（阶级）与个人，处于一种完全割裂和对立的状态等四方面。在阐述功能主义简化取向表现的过程中，黄旦教授重点强调了功能主义的类型化、单一化、角色化。他表明，现实的研究也是如此，一提“西方媒体”，大众好像都懂指的是什么，一说“主流媒体”，马上即能领会，唯独看不见具体的差异和细微的变化，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来证明这些类型的存在，而不是从类型中来发现什么新的变异。

“ 这种一一对应的简约化，甚至到了庸俗的地步。任何东西，都被套进这样的二元关系。”黄旦教授说道。他认为，在这样的状况下，研究者不是去追寻事实本身，追寻从事实中发现问题，追寻从问题中展示理论意义，而是变成简单的事例归纳，至于分析和因果推究，都是现成的，最终是一种符号式背景抑或口号。那么如何扭转这种研究取向？黄教授给出了他的建议：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；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；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；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。

建构主义寻求的是理解个人的和主体间的意义和动机。黄旦教授表示，在建构主义这里，人被看作是有资格能力和沟通能力的行动者，他们是积极主动创造或建构着社会世界和日常生活，因此，社会是互动的，这种互动不仅表现个体与个体，同时也表现在行动者和社会结构。教授借用吉登斯的“新规则”进行说明：第一、关注的不是一个“预先给定的”客体世界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造或创造的世界。。第二、人类行动者不能自由地选择如何创造社会，而是受限于他们无法选择的历史位置的约束。结构具有约束人类行为的作用，同时也具备促成人类行为的能力，所以形成结构化――通过行动构成结构而行动又被结构性地构成的过程。第三、从方法上，社会学观察者不能把社会生活变成只是仅供观察的“现象”，而是基于与社会行动者的“共有知识”――自己的经验，来理解和解释。同时必须让自己沉浸于一种生活形式中――所分析的情景之中。

讲座结束后很多同学表示受益匪浅。“听了黄旦教授的讲座后让我对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，以及对未来传播的研究方向更加明确。”新闻152班的马聪骜同学这样说。（编辑：龚紫君）